初见朱述道时，86岁的老人正坐在葡萄架下翻看着一本泛黄的手写稿，说起60多年前初到新疆的日子，眼角的皱纹里都盛着光。

　　“当时就想着国家需要人，咱年轻，就该去闯闯。”他不会想到，这场始于“响应号召”的远行，会变成60多年的扎根；那些没来得及写给家乡的信，会化作6万字的手写回忆录，字里行间全是天山的风、麦浪的香，和一个叫王翠霞的姑娘。

　　1959年，20岁的朱述道和4000名支边青年，从江苏徐州挤上火车，一路向西。到新星市柳树泉农场那天，迎接他的是漫天黄沙，住的是半地下的地窝子。140个来自江苏、上海的青年挤在这一间地窝子，铺盖挨着铺盖，夜里能听见彼此的呼吸和窗外的风声。

　　“苦是真苦，但没人喊退。”朱述道记得，白天大家扛着十字镐往天山脚下走，要挖一条40多公里的渠，磨破了手，裹块布条接着干。他总在夜里琢磨省力的法子，在地上画渠线、算坡度……“咱不能蛮干，得让力气用在点子上。”

　　1961年，朱述道当上生产队长，他较真的劲儿更足了。农场种子站要求一亩地播5公斤种子，他却蹲在地里较上了劲。带着尺子量行距，数着玉米粒试播，最后拍板：“2公斤刚好，密了反而抢养分，长不好。”有人笑他是“书生胡闹”，他就守着试验田不挪窝，从出苗到拔节天天盯着。

　　等到秋收，他的地块产出的玉米不仅棒大粒满，每年还能节省900多斤种粮。“那可是100个娃娃一个月的口粮啊。”朱述道拍着大腿，眼里亮闪闪的。

　　在苦日子的缝隙里，生活的甜却藏在了定西车站的匆匆一瞥里。1959年11月，火车在甘肃定西站停靠时，朱述道在站台散步，一个穿蓝布衫的姑娘从身边走过，梳着两条麻花辫。

　　“大眼睛，精神得很”，他心里一动，没敢打招呼。没想到一个多月后，在同批支边青年付荣太的婚礼上，这姑娘竟是伴娘。

　　她叫王翠霞，和他同是睢宁老乡。那天朱述道当主持人，故意把新娘“24岁”念成“42岁”，逗得全场大笑。他瞥见王翠霞捂着嘴笑，眉眼弯弯的，他心里的种子也悄悄发了芽。

　　后来，农四连到农一连的七八公里土路，成了他的“爱情专线”。王翠霞总把省下来的白面馒头包在布里给他，给他补衣服的针脚比供销社的还匀。1960年4月8日，他和王翠霞的婚礼上，哈密县长带着维吾尔族乐师来道贺，都塔尔弹起《新疆好》，朱述道看着红地毯上的新娘，突然懂了“支边”的另一层意思：不光要开垦这里，更要安新家留在这里。

　　2004年，王翠霞骨折卧床，朱述道成了“全职护工”。他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熬粥，温到不烫嘴才喂她。晚上坐在床边，给妻子读报纸上的新闻，就像年轻时在田埂上给她讲挖渠的趣事。“她一辈子跟着我吃苦，我得好好待她。”

　　2017年妻子走后，时年78岁的朱述道找出孩子们不用的作业本，戴着老花镜趴在桌上写回忆录。凌晨三四点，台灯还亮着，笔尖在纸上沙沙响，最多一天写了7000多字。写到和王翠霞第一次见面，眼泪滴在纸上，晕开了“漂亮”两个字。那本《峥嵘岁月恋深情》里，“她漂亮，能吃苦”这行字，墨迹晕了又干，像极了戈壁上反复起落的日头。

　　如今，朱述道的窗台下，还摆着当年挖渠用的铁锨，木柄被磨得发亮。

　　“新疆不是他乡，是埋了青春，也藏着情书的地方。”老人合上手稿，望向远处的田埂。这封写了六十六年的情书，读信人是新疆，也是漫过指尖的流年。（韩冰洁 王侯 张智帆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