伊犁的午后，阳光斜斜切过单元楼的玻璃窗，在楼道里投下长长的光带。我牵着孩子的手往上走，三楼的防盗门虚掩着，母亲的笑声混着另一个熟悉的调子漫出来——是大哥，他从阿克苏回来探亲，比我们早到半小时。

　　“快进来！”母亲拉开门，鬓角的白在光里格外显眼。孩子侧身挤过去，鞋跟在木地板上敲出清脆的响，比去年又高了半头，进门时差点碰到门框。大哥从沙发上站起来，拍着孩子的胳膊笑：“几年没见，快认不出了。”

　　客厅茶几上，母亲泡好的茶在玻璃杯里漾着浅黄，枸杞浮浮沉沉。我们围着坐下，话头自然落到孩子身上。大哥说他这次开了十几个小时的车，路上总想起这孩子上大学四年，也就寒暑假能在家待一两个月。“等将来工作了，天南海北的，怕是一年到头，就指着春节能聚齐了。”

　　话音落下去，客厅里忽然静了。窗外的风卷着楼前的杨树叶，沙沙声从纱窗透进来。孩子拿起茶杯抿了一口，说：“大伯放心，我肯定常回来。”可我们都知道，这话轻得像羽毛，真到了那时候，隔着千山万水，“常回来”三个字，要费多少力气才能落地。母亲往孩子碗里夹了块肉，没说话，眼角的纹路却深了些。

　　我忽然想起自己小时候，总觉得日子漫长得过不完。放学回家喊一声“妈”，厨房就飘出饭菜香，从未想过有一天，见一面也要数着日历上的红圈。

　　“你跟他不一样。”母亲递给我一杯茶，目光落在我身上，“你每周都来，我这心里踏实。”

　　望着母亲鬓角的白，我忽然意识到，我和孩子正走着两条相反的路。他像被风扬起的蒲公英，越飞越远，把故乡缩成越来越小的一个点；而我正慢慢往回走，每周穿过熟悉的街道，踩着不变的时间点，把母亲的晚年走成一条安稳的线。

　　饭桌上，大哥给孩子夹菜，说着他小时候的糗事。孩子笑得前仰后合，眼角的纹路里还带着少年气，可那双手已经有了成年人的轮廓。我看着他，忽然懂了大哥没说出口的话——我们这代人爱孩子，和父母爱我们，原是同一种东西。只是父母那辈人，爱得更像白杨树，把根扎在原地，默默望着枝叶伸向远方；而我们，一边望着孩子的背影，一边往回走，替他们多守着些故乡的烟火。

　　临走时，孩子抱着母亲说再见，阳光把他们的影子叠在一起，一个长，一个短。我站在门边，看着大哥拍了拍孩子的后背，又转头朝我笑了笑。那笑容里有释然，也有了然——谁不是这样过来的呢？

　　下楼时，孩子忽然说：“老爸，其实我挺羡慕你的，每周都能来陪奶奶。”我拍了拍他的肩膀：“等你将来有了自己的小家，就懂了。”

　　夜风带着点凉意，楼前的杨树还在沙沙响。我抬头看了看三楼的窗户，灯还亮着，想来母亲和大哥还在说话。忽然明白，所谓亲情，或许就是一场漫长的接力。父母把我们往前推，我们又望着孩子的方向，而那些回不去的时光，那些越来越少的相聚，其实都变成了心里的坐标，无论走多远，都知道原点在哪里。

　　就像我每周穿过几条街来看母亲，就像将来我或许会提着行李，去陌生的城市看孩子。时光在两条轨迹上流淌，一条往回，一条向前，却在某个看不见的地方，紧紧系着。车开出小区时，孩子忽然说：“老爸，等到您以后退休了，就去我那儿住段时间吧。”

　　“好啊，”我说，“到时候，我跟着你走。”

　　风从车窗钻进来，带着伊犁特有的、混着尘土与阳光的味道。那些相反的轨迹，终究会在牵挂里，找到重合的温度。（蔡罗刚）